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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国史微党课】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1920年2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北京通往天津坎坷不平的土路上,一辆旧式带篷骡车缓缓行进。车里坐着两位乘客。一位约30岁,戴一副金丝边眼镜,一身皮袍,手提包里装着账本,俨然一个年前外出收账的账房先生。另一位约40岁,长袍外套着一件棉背心,一顶毡帽低低地压在头上,看上去像个土财主。但这两位并不是普通乘客,他们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思想界的两个领军人物:李大钊和陈独秀。

(图片来自互联网)

      时人曾这样形容这两位风云人物: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孤松独秀如椽笔,日月双悬照古今。北李南陈,两大星辰;茫茫黑夜,吾辈仰辰。

      但这两位思想文化名流此次出行,如此的装扮,却是为了掩护陈独秀安全离京。


“思想界的明星”



       事情起于陈独秀被捕。

      1919年6月9日,在五四运动高潮阶段,陈独秀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提出包括取消两次对日签约在内的五项要求。宣言表示:“倘政府不顾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宣言印成传单,群众“读后大声叫好,拍手欢呼”,北洋政府却大为恐慌,视之为“扔炸弹”,严命警察署迅速捉拿印发传单之人。6月11日晚,陈独秀到新世界游艺场散发传单,甫到新世界,就引起了暗探的注意与跟踪。当晚,陈独秀被警察拘捕,住处也被连夜查抄。


      陈独秀被捕的消息在学生界、知识界引起极大震动。13日,北京《晨报》最先披露了这一消息。随后,全国各大报纸相继报道评论。各地函电交驰,社会团体、学者名流、学生等纷纷行动,他们强烈谴责反动政府的倒行逆施,一致要求政府当局立即释放陈独秀。


      《国民日报》指出,当此“人心浮动之时,政府苟有悔祸之诚心,不应对国内最负盛名之新派学者,加以摧残,而惹起不幸之纠葛也”。


      《申报》指出,北洋政府“利用黑暗势力,以摧毁学术思想之自由”,已经酿起学潮,如今又逮捕陈独秀,“乃又扬煽其波,激之使动,树欲静而风不止,是诚何心耶?”


      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了《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推崇陈独秀是“思想界的明星”,言:“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高至坚的精神万岁!”


      李达在《民国日报》也发表《陈独秀与新思想》一文,他说:“陈先生捕了去,我们对他应该要表两种敬意。一、敬他是一个拼命‘鼓吹新思想’的人。二、敬他是一个很‘为了主义肯吃苦’的人。”“捕去的陈先生,是一个‘肉体的’陈先生,并不是‘精神的’陈先生,‘肉体的’陈先生可以捕得的,‘精神的’陈先生是不可捕得的。”


      北京政府原以为逮捕了陈独秀,便可以遏制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便可以压抑风起云涌的反帝爱国运动,不料,陈独秀虽然失去自由,但得到了更多人的理解、支持和声援,并因此而名声大噪,成为妇孺皆知的新派领袖人物。


      9月16日,在社会各界的积极营救和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北京当局不得不退让。警察厅同意陈独秀以胃病为由,“准予保释”,但出狱后“仍应按豫戒法第3条4款施以豫戒”,不得擅自离开北京,不得从事政治活动,并由“巡官等随时视察按月呈报”,“免其再有越轨行为”。

五四运动中,在社会各界的援助下,被逮捕的学生被释放返校,与当局的对抗取得胜利。


      陈独秀获释出狱后,北大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李大钊兴奋地在《新青年》上发表白话诗《欢迎独秀出狱》:


      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他们的强权和威力,终竟战不胜真理。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因为你拥护真理,所以真理拥护你。

      ……

      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有许多的好青年,已经实行了你那句言语:“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他们都入了监狱,监狱便成了研究室;你便久住在监狱里,也不须愁着孤寂没有伴侣。


相约一南一北负责建党



      陈独秀在被捕事件后,声誉更隆,社会影响更大了。1920年2月4日,他受邀去武汉讲学,先后作了《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新教育之精神》等专题讲演。在讲演中,他提出“三个打破”的政治主张:“打破阶级的制度,实行平民社会主义”;“打破继承的制度,实行共同劳动”;“打破遗产的制度,不使田地归私人传留享用”。武汉报刊和国内其他大报刊均以大字刊登。但湖北官厅极为惊骇惧怕,明令陈独秀停止讲演,速离武汉。陈独秀“愤恨湖北当局者压迫言论之自由”,于2月8日傍晚,乘车返回北京。但他哪里知道,在北京,一张捕捉他的大网正在加紧编织之中。


      实际上,陈独秀刚离开北京,警探就发现他不知去处。武汉演讲的消息经报道后,北京政府震怒,限期要警察厅交人。警察厅慌作一团,决定在他返京时再将其逮捕囚禁。并不知情的陈独秀回到寓所后,一位警察也进了屋,见陈独秀在家,他大吃一惊:“啊,陈先生,你怎么没跟我们打声招呼就离开北京了啊?”陈独秀忙解释:“一点急事,家里的事情,时间不长,就没有和你们打招呼了。”


       闲扯几句后,警察急急走了。陈独秀警觉起来,立即带上随身要用的东西,辗转去了李大钊家。李大钊担心地说:“仲甫,北京待不下去了,想法子回南方吧。”二人连夜来到北大教授王星拱家。王星拱给陈独秀戴上一顶毡帽,让他穿上王家厨师穿的一件油渍斑斑的背心,装成病人。李大钊带几本账本及店家用的红底片子,装成生意人。两人雇了一辆骡车,连夜出朝阳门,直奔天津。


      就在那辆不起眼的骡车上,一件对近现代中国影响深远的伟大事件正在酝酿中。陈独秀通过五四运动及其后自己的遭遇,深感中国有必要建立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他的目光从以青年学生为主转向以工农大众为主,从对思想文化的研究和传播转向建党的实际运动。1920年初,李大钊著《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一文,公开号召在中国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组织:“最近时代的劳动团体和社会政党的组织精密,力量更大。俄罗斯有共产党员60万人以此建成一个赤色的国家,而中国缺乏的是这种有组织和有训练的力量。”进而指出:“中国现在自己无一个真能表现民众势力的团体。C派(共产主义派——编者注)朋友若能成立一个强固的精密的组织,并注意促进其分子之团体的训练,那么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附托!”


      雪后的夜晚,大地白茫茫一片,旷野里偶尔传来几声狗叫。骡急急向前奔去,身上的铃铛有节奏地响着,两只轱辘在脆嘣嘣的雪地上留下崭新的辙印。李大钊和陈独秀一点倦意也没有,开始交流建立共产党的看法。李大钊说:“仲甫,你看我们中国是否也走苏俄的道路,成立苏俄式的政党?”


      “好啊。我以前是反对成立为一个阶级服务的政党的。倘若那个时候你要我成立一个新党,我是不干的。”陈独秀欢快地说。就在上个月,他在《〈新青年〉宣言》中还说,永远不加入“没有全社会幸福的政党”。


      “哦?现在又怎么变了呢?”李大钊问。


      “没有变。苏俄式政党是谋求全社会幸福的政党,再说……”陈独秀用力吸了一口烟说,“我声明不加入这样的党,并没有声明不发起一个自己信仰的党啊!”


      “说得好!”李大钊大声赞赏道。

(图片来自互联网)

      这一路,两人亲密地谈着在中国建党的事宜,并约定,陈独秀在上海,李大钊在北京,一南一北负责建党。


      阴历除夕,陈独秀到了上海。上海街头到处响着噼噼啪啪的鞭炮声,酒吧、饭馆里传出划拳声,舞厅、戏院飘出乐曲声,石库门房子里传出“哗哗”的麻将声,一切都迎接着新年的到来。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最为集中的中心城市,汇聚了50万产业工人。按照与李大钊的约定,陈独秀就在这里率先开始了建党活动。


      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上,“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广为流传。在他们的行动和推动下,各地纷起响应,一时间形成星火燎原之势。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事业由此开启。

(摘编自《日出东方——中国共产党创建纪实》 人民出版社 邵维正/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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