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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国史微党课】民主生活会是怎么来的?老一辈革命家又是如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

  你知道民主生活会是怎么来的,老一辈革命家又是如何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吗?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之一。批评是指对别人的缺点或错误提出意见,自我批评是指政党或个人对自己的缺点或错误进行的自我揭露和剖析。党内批评是解决党内矛盾,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基本方法,是在马克思主义原则基础上巩固和加强党的团结,加强党内监督,保持党的肌体健康,使党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有力武器。

  《古田会议决议》提出“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

  民主集中制是列宁首先提出来的,中国共产党完全接受了这个原则。但由于党处于幼年时期,各方面缺乏经验,民主集中制原则事实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

  大革命失败后,全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集中体现中国革命正确方向的是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主力向赣西南出击,随后同红五军主力会合,并向闽西发展。转战赣南闽西过程中,红军的环境相当艰苦,红四军内部,包括高级领导干部,对井冈山时期以及下山后的一些政策和做法产生了各种议论。由此引发了一些错误做法,毛泽东一度被迫离开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

  为了解决问题,毛泽东、朱德、陈毅遵照中央和周恩来“召开一次会议”、“有一个文字决议”的意见,于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在上杭古田举行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经过两天民主而热烈的讨论,形成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并选举毛泽东为前委书记。曾经在红四军中发生尖锐思想对立的一场争论,最终在古田完全化解。《决议》明确指出:“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决议》强调:“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要教育党员懂得党的组织的重要性,对党委或同志有所批评应当在党的会议上提出”。

  古田会议,以冲突开始,通过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以团结告终,开创了正确解决党内矛盾的范例。古田会议后,由于对党内民主的认识还不够深刻,没有形成惯例,且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加之革命战争年代,斗争形势异常复杂,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影响全党达四年之久,扼杀了党内民主生活,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损失。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之后,“我们党建立了一套党的生活制度”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遵义会议充分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有力武器,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充分发挥党内民主,进行激烈争论,最后达成共识,统一思想。对犯了错误的人,既严肃批评,又热情团结。对犯错误的主要责任人进行严肃批评,并从组织上作相应调整,但又不单纯追究个人责任,而是重在汲取教训,树立了党内正确对待犯错误同志、维护党的团结的榜样。

  贺子珍曾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对我感叹地讲,办什么事都要有个大多数啊!遵义会议后,民主集中制在实践中成为了全党遵循的原则,批评与自我批评成为解决党内矛盾的有力武器。正如邓小平所说:“从遵义会议以后,我们党建立了一套党的生活制度,树立了一套好的传统作风。”

  延安整风: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的典范

  193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指出,“必须在党内施行有关民主生活的教育”,做到“一方面,确实扩大党内的民主生活;又一方面,不至于走到极端民主化,走到破坏纪律的自由放任主义。”1941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强调要加强组织纪律性、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领导干部必须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听取党员群众对自己的批评、增强党性,等等。

  1941年9月起,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九月会议),讨论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由此揭开了中央领导层整风运动的序幕。在会上,党的高层领导人尖锐地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一些曾经犯过错误的同志,在会上进行了深刻检讨,不少同志两次发言,甚至三次发言,诚恳地检讨自己的错误。在此基础上,1942年春开始了全党普遍整风运动。1945年“党的七大明确把批评和自我批评确立为党内生活的一个基本方法,确立为党员干部必须遵循的一个行为准则。”

  七千人大会提出“党内生活会”的概念和主张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继续强调健全党内民主生活。中共八大强调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加强对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等等。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在这次会议上,对如何坚持和发展党内民主生活进行了反思和探索,并正式提出了“党内生活会”的概念。

  邓小平说:“根据党章规定,人人要过支部生活。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就是把领导人的主要的小组生活,放到党委会去,或者放到书记处去,或者放到常委会去。在党委会里面,应该有那么一段时间交交心,真正造成一个好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空气。同等水平、共同工作的同志在一起交心,这个监督作用可能更好一些。”刘少奇接着说:“可以有这么个建议,各级党的委员会一个月之内要有一次党内生活会。委员会开会,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但是,民主生活会制度并没有在党内特别是党的高层政治生活中得到真正落实和执行。“文化大革命”中,党内民主受到空前破坏。

  改革开放新时期,民主生活会正式确立并走向制度化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恢复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党内组织生活和民主生活逐步走向正常。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其中第11条明确提出定期召开民主生活会的要求:“各级党委或常委都应定期召开民主生活会,交流思想,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中组部于1981年8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健全县以上领导干部生活会的通知》。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以党内文件的形式明确民主生活会的时间、范围、内容、意义、目标等内容要求。从此,民主生活会开始真正走向规范化、制度化。

  1992年中共十四大通过的党章第8条明确规定:“党员领导干部还必须参加党委、党组的民主生活会。”从此,民主生活会制度作为党内民主制度的重要内容被载入党章,成为党员领导干部政治生活和组织生活中不可替代的重要组成部分。

老一辈革命家高度重视过好党内政治生活,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堪称典范。

毛泽东与彭德怀

  各自检讨,不得影响工作

  在延安召开的一次会上,有些同志对彭德怀搞“百团大战”提出了不公正的、过火的批评,彭德怀十分恼火,他决心和毛泽东同志交换一下意见,并要求周恩来做中间人。

  谈话开始时,毛泽东首先开门见山地说:“咱们定下个君子协定:第一,把话讲透。第二,可以骂娘。第三,各自检讨,不准记仇,不得影响工作。”

  接着,毛泽东平静地对彭德怀说:“我先给你作检讨。造成这样子的后果,责任全在我,事先没得向你通气,事后又没得向你作解释,这也是老同乡我的不对。……‘百团大战’是无可非议的。……若说有错,首先错误在我,我不但同意了,给你发了电报,还向你提出这样的大战役是否可以多搞几次。”

  听了毛泽东的这番话,彭德怀积在心里的不解及埋怨顿时消失了。他感激地抬起头来,轻声地说:“同志间的了解、信任胜过最高奖赏……你还是了解我的,倒是我对你有误会,甚至有埋怨情绪,还要请你原谅,我是个粗人呀!”

  “不!你是个有勇有谋,智勇双全的将领,在革命处在危难关头,你都是站在正确路线一边,这不仅是对我个人的支持,是帮助了革命。好吧,请你多给我提点意见吧。”毛泽东接着说。

  这时,周恩来笑着说:“君子协定的第一条是把话说透,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哟。”

  “那好,”彭德怀紧接着说:“言不透,意不明,话不说完,心不静。……对你,我只有一条意见,会前应该给我老彭打个招呼,叫我也有点思想准备。”

  最后,彭德怀意味深长地说:“你毛泽东,我彭德怀,他周恩来,我们在党内都要自觉地接受党的监督和约束,办任何事都要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我们谁也不能头脑发热、独断专行、随心所欲。否则的话,势必给党和人民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如果发生了这种反常的事,那么对我们来说,就是欠了党和人民的债,是有罪的啊!”

  刘少奇推功揽过

  1947年,刘少奇和朱德到晋察冀边区组织中央工委,负责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当时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进行土地改革和整党。在整党中,河北省平山县在整顿农村的基层组织时,采取了邀请党外群众列席党的会议的方式,这在当时是一项创举,曾被毛泽东同志肯定为“平山经验”,这一经验是在刘少奇同志亲自领导之下取得的,但他却把功劳归于晋察冀中央局的同志。在土改中,出现了问题,他则承担责任,把过失揽到自己身上。当时参加土改的同志虽然对土改的重大意义认识比较充分,但是缺乏实际经验,起先在一小部分地区作典型试验,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政策界限也不十分清楚。刘少奇来讲了话,着重讲了有关土改的政策和大胆放手发动群众,认真走群众路线的方针,有力地促进了晋察冀边区的土改和整党工作。但是在河北阜平等地作试点时,工作一铺开,不到半个月,就发生了问题,许多地方没等工作组进村,群众就自己搞起来,来势很猛。侵犯了中农的利益,对地主乱斗乱杀,违反了党的政策。发现这一情况后,晋察冀中央局的刘澜涛很快报告了刘少奇,刘少奇明确指出:第一要紧急刹车;第二不要责备下面干部,由他承担责任。他一再说,工作中出了毛病,大家很紧张,不能光是指责。他这么一说,干部感到压力轻了。刘少奇还亲自帮助晋察冀中央局的同志总结了经验教训。

  共产党人只讲人民的面子

  李立三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之一。他在历史上曾经犯过“立三路线”的错误,但是他勇于正视和纠正自己的错误,从不讳疾忌医,经常主动地作自我批评。有一次,立三同志和几位不熟悉的上海地下党的同志见面,有一位同志心直口快,见了面一听说是立三同志,就说:“啊!你就是立三同志,人家说你犯过错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其他同志都感到这样说话太唐突,责怪这位同志太冒失,可是立三却毫不介意,讲了自己过去的错误,并再一次作了自我批评,还要大家引以为戒。

  即使对于自己的子女,立三同志也毫不隐瞒自己的错误。1949年春,当他见到刚从蒋管区历尽艰辛来到自己身边的儿子时,一见面就问:“我曾犯过错误,你们听说了吗?”他把自己犯的错误向儿子讲了以后又说:“共产党就是提倡自我批评,一个共产党员究竟有没有党性,就看他能不能对自己的错误进行认真的自我批评。这在旧社会是不能理解的,人们只会自我吹嘘,错了还硬称英雄好汉,保全自己的面子。共产党人不讲个人的面子,只讲人民的面子。你们想,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的面子和一个人的面子,究竟哪个大?共产党员犯了错误,首先要想到人民的面子,不但要求承认错误,还要把自己犯错误的教训告诉大家。比如说,这墙上有个钉子,你碰了一下,就应该记住,别再去碰它。不但自己不要再碰,还要不断提醒别人。大家都不碰钉子,就会保全了党的面子,人民的面子。”尽管他犯错误的时间只有三个月,他却坦率地讲了三十多年。这是李立三同志对党的事业的特殊贡献。(来源:《党史信息报》《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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